【外嫁女婚恋】我和老陶(二十九、理念冲突(下))
贾力群(德文名:Li Qun Taubert),出生于上海,1982年大学电力工程专业毕业后从事技术及技术情报资料整理及英语翻译工作,1986年到德国曼海姆歌德学院学习德语,之后在中国与德国间从事中德文化交流、构建经贸往来。1995年,应聘美国摩托罗拉大学(中国培训中心)任教,同时在中国高等学院培训翻译人才。1998年年底后在德国柏林和墨西哥居住。个人兴趣爱好广泛,积极从事社会活动,现担任欧洲华侨华人妇女联合总会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德国柏林中国妇女联谊会名誉会长等。
本书已经完稿,希望能正式出版发行。有兴趣出版或者能推荐出版的人士请联系作者。邮箱:taubertdlq@hotmail.com
上级部门很快派了人来工厂对此事件进行调查。事情经过属实但党委和工会对迪特提出的处理意见,尤其是开除出厂一说投了反对票。让洋人来决定这么重要的事情是新生事物,洋人的意志凌驾于党和工会的权利或是影响力之上岂不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女职员的事件转变为两种势力的争斗,这种斗争具有鲜明的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时的特色。迪特回家对我说“他们(指他的对立面)是在搭我的脉,搭合资企业的脉,是想看看我或者说是国际现代化管理的力度有多大。”
至于领导们读了信后有什么指示或是精神传达下来迪特不清楚。他凭着直觉知道那几天大家很忙乎,只是没有人告诉他在忙乎什么。劳资党几方一次次地开会进行所谓的意见交换,各方都试图在争斗中找一个赢点。有人劝迪特“中庸一下”,别把以后与各方和平相处的基础给砸了。我也是这个意思,苦口婆心地说服迪特在这场争斗中找磨合点。我说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需要时间,成长中遇到的种种困难需要耐心的分析和了解后才能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法。
四月十六日,女职员向厂领导递交了检讨书并提出在今后从事英语翻译工作。三月二十七日的下午,女职员和他的丈夫曾来到到锦江饭店我们的住处,说是希望能直接与陶厂长对话并认错。其实来访者的目的是要我来说服迪特高抬贵手,接受她想继续从事英语翻译工作的请求。女职员的英语口语能力很差,无法和迪特进行交流,我充当了双方的翻译。迪特表示只要她今后好好学习英语,提高业务能力,不再闹事他就不会再继续追究下去。女职员和她的丈夫听了这话后又是保证又是发誓,离开我们的住处时两人的心情看上去极佳。事后我在想,一个人对自己的能力进行正确的评估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而胆量又是从人对自己的能力的评估而来。如果我是这名女职员凭着这样的英语水平可不敢去争翻译的职称,更不敢用绝食来跟厂领导较劲。
劳资谈判的谈判席上,右为迪特助手丁步基
为了避免对这个女职员的业务能力评定的情绪化,也为了事态发展的透明化,合资工厂出费用,将该女职员的翻译稿件送去专业机构审定质量的好坏。可悲的是,专业机构的反馈信息常常让人失望。没过多久女职员对她作出的种种认错和保证反悔,在厂内厂外游说呼吁,上蹿下跳,给上海市政府领导写信叫冤叫屈,并纠集由各种人组成的一伙人再一次掀起了企业中的不稳定情绪。女职员是共产党员,她的所作所为得到党委,工会一部分人的容忍甚至同情。她胆子越来越大,越闹越凶,有时甚至影响了企业的正常运行。
连续好几天迪特和他的中国厂长们找工会,党委开会,请求协助解决女职员闹事的事但没有收到理想的效果。
一九八六年六月十二日,迪特再次提笔给当时新上任的上海市市长的朱镕基先生写信:“某某人(指该女职员,姓名略)的所作所为影响了企业稳定发展和为合资各方创造效益的目标。经济效益由人创造,我们的目标是全体职工拧成一股绳,齐心协力朝着一个方向努力。而某某人则反其道而行之,在我们的努力的道路上设置障碍......经过四年的工作实践,我体会到在中国处理企业中的人事问题困难重重,是企业管理中的棘手问题。但是我决心要将先进的企业管理在合资厂实施,这样做符合中国共产党十三中全会的精神和由政府高层领导批准的合资企业法规。
迪特给政府有关部门写信
我对该事件产生的负面作用甚为担心,这种作用会阻碍合资企业的健康发展,会扰乱职工的精神意识环境,会影响企业进一步实施现代化管理的改革进程,也会动摇坚持企业规则和工作纪律的企业领导的地位。
鉴于上述理由我决定执行将某某人开出出厂的决定。
在此我还想知道我这样做是否符合中国合资企业法规中有关合资企业有自行处理内部事务的权利的条例......”
上海的几家大报纸和《中国建设报》披露了这个事件,顿时引起了社会上剧烈的反响。有人情绪激昂地投稿写信,谴责陶贝尔特的所作所为。“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工厂里,怎能容忍一个外国管理员来开除我们的阶级姐妹,......党的领导在哪里,工会的威力在哪里?”有人对打破大锅饭和铁饭碗的做法持疑惑的态度:“在社会主义大家庭里,人人有工作,人人有饭吃。被开除出厂的人不就失业了吗?这失业的人以后怎么办呢?”合资和外资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尤其是德国商会的会员们纷纷表态支持陶贝尔特的做法。有人打来电话给迪特鼓气:“你这个头开得好,增强了我们在中国的各类企业中推行国际先进的企业管理方式的信心。企业没有完整严格的规矩,先进的企业管理模式在中国就无法赋予实践。”很多外国报纸和杂志的记者们采访迪特时表示出对该事件的极大的兴趣,认为这桩事件的结果对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力度与可行性具有代表性。瑞士迅达总公司,各大合资企业都十分密切地注意这事件的发展。“中国十大成功合资企业”中最成功之一,并在当时被称为“电梯之王”的制造工业大企业的中迅上海电梯厂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命运无疑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在那些日子里,迪特的精神负担很重。他知道他走出了当时一般的高层外籍管理人员不想或不敢走的一步。他来中国的使命和目的使他这一步走出去就不能再退回来。他期望着、等待着、坚持着、努力着并坚信他将不负众望地达到目的。
看到迪特经常挑灯熬夜写信和研读各类有关改革开放政策的书报,人看上去显得有点憔悴我很心疼但又想不出办法来。当时中国企业实行的是六日工作日,迪特的星期天常常在书报堆中和打字机旁渡过。我陪伴迪特熬夜,除了为他倒杯热茶,做一些简单的头部按摩来暂时松懈一下紧绷的脑神经外,我会和迪特一起来讨论我们的读书读报的体会,尽可能准确地领会其中的精神。我希望迪特能挺住,能渡过这个难关。
和前一封信一样,迪特本人没有直接得到回复,只是间接地从中方的高层管理人员口中得到一些“上面传达下来的指示”,说是要厂领导谨慎,正确地对待女职员的事。有天市政府的有关部门来人找迪特谈了很长时间的话,要求迪特“考虑到政治影响”将开除女职员的决定撤回。迪特拒绝了,理由如同他给朱镕基先生信中写的那样:“正因为有良好的投资环境才使得我们的企业在过去的几年里发展迅速。我坚信,只有及时而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才将扫清现在和将来企业走向成功发展之路的障碍。”
女职员的事终于有了结果,这个结果表面上是让上海迅达电梯厂外籍厂长迪特。陶贝尔特达到目的:走人。
女职员不是被开除出去的,而是被请出去的。上海迅达电梯厂出了一笔不小的费用给某一家合资企业将女职员接过去。女职员到了新的地方仍干她的不称职的翻译工作。这笔交易是如何达成的直到今天迪特还不是很清楚,他只知道厂里的人事部门当时动了不少的脑筋也没少花力气将人送走。事情的前后没怎么通报迪特。
事后迪特无可奈何地对我说:“我最终还是输掉了这场争斗,没有达到我想达到的目的。这个结果对我来说是悲剧性的。”我安慰他道:“不管怎么样,这件事上你作为先行者探了路,为后面的人留下了经验和教训。”不过女职员走后工厂倒是太平多了,没有人再步她的后尘。以后的日子里,没有人再去提到这件事,也许是人们庆幸外籍厂长没给再追究下去,而女职员一类的人得了教训;也许是人们怕提了会刺激这个陶贝尔特,激他举旗再战而难以收拾;也许是人们暗暗得意,事件的结果让争斗的双方学乖了而以后不会再动真格。
迪特仍然当他的厂长,每天白天开会讨论,巡视检查车间,晚上给瑞士老板打电话汇报请示,加上没完没了的应酬活动,其中包括接受中外电视台、报纸杂志的采访和上镜头。以后的日子里,工厂里人事方面的问题他多多听取中方管理人员的意见,采取的解决方式也相对温和些。有次迪特在记者面前这样说道:“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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